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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我第一次发现包箱那四个在等我，是我十九岁那年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年我在包箱倒酒，倒到一半抬手去够架上那一排酒瓶，抬手时我的背心往上吊，吊到肩胛下面那一块白露出来。

        露到客人林坐在沙发牀上，坐到他手里那一叠酒单停在半空，停到整叠酒单掉到地毯上，掉到他自己没去捡。

        他那年三十二，我十九。

        後来我二十六，还在这一间KTV里带班、倒酒、替两个读生挡酒，挡到我右手腕一弯就响，响得像有人在骨头里开啤酒的盖子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这一生习惯把想讲的话压到喉咙最下面，压到自己都忘了原本要讲什麽，忘了之後我就只剩一件事做：等他们先开口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一季的业绩冲不到，冲不到我这一份陪酒的钱就要被扣，扣掉我连宿舍睡的那一张牀都要搬，搬到走廊那一头去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怕的不是搬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怕的是搬了以後，包箱里那一盏彩灯不再爲我闪，不闪我就只是点歌屏上那一格被人按过的键。

        读生姓蔡，是这一条街的蔡氏，蔡氏在夜里的便利商店读班，班一站八小时，站到她的右手腕一弯也响，响得像有人在骨头里按扫码枪。

        她这一季迟到了四次，迟到她排班APP上那一格一路跳成红，红到她自己先把手机屏幕朝下压到桌上，压到很轻，像怕那一叠酒单被吹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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